特鲁多·皮埃尔小传(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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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4年-1979年是特鲁多的第三个任期。经济上的困境很快让竞选胜利的喜悦消失得无影无踪,而家庭危机也让特鲁多有时情绪失控。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,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,但对于政治家而言,政治生涯往往是他的一切。功成身退,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,况且特鲁多还有一个梦想没有实现:制定一部属于加拿大自己的宪法。

为了抑制通货膨胀,特鲁多采取了更多的行政干预措施,同时不得不违背竞选誓言,限制工资增长。自由党内属于右翼的财政部长特纳因为和特鲁多意见不和,辞职而去。特纳与工商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,他的离去,加深了工商界人士对特鲁多的不信任感。

魁北克问题这时也成为特鲁多的挑战之一。在特鲁多的第一个任期内,因为魁北克自由党省长布拉萨的临时变卦,让“维多利亚法案”功亏一篑。特鲁多因此和布拉萨产生隔阂。因为坚持魁北克的特殊地位,布拉萨在魁北克人当中的支持率逐渐上升。在认为胜券稳握的情况下,布拉萨于1976年宣布进行省议会选举。因为对布拉萨的失望,特鲁多的联邦政府没有对魁省自由党实施“幕后援助”,而只是作为旁观者。这次选举的结果有些出人意料,魁省自由党败北,强烈主张魁省独立的魁北克人党胜出,党魁莱维斯克出任魁省省长。莱维斯克在近代魁北克历史占有重要地位,是魁北克人党的创始人之一。在魁北克的“静悄悄的革命”中,特鲁多和莱维斯克可以说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。因为对魁北克独立与否持有不同的见解,二人最终成为政治上的敌手,上演了一出独立与反独立的历史大剧。在相互之间的斗争中,二人在历史舞台上都留下了自己的身影。

如果说这个时期的国内形势令人沮丧,特鲁多在国际事务中斩获颇丰。1976年,加拿大加入其它六个工业发达国家组成的俱乐部,“六国集团”变成了“七国集团”,提升了加拿大的国际地位。

同一年,特鲁多和妻子、孩子们一起对古巴进行了友好访问,和充满传奇色彩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成为至交(后来卡斯特罗亲自参加了特鲁多的葬礼;小特鲁多也亲自参加了卡斯特罗的葬礼,并高度评价了卡斯特罗的一生)。特鲁多对于古巴在医疗和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赞誉。后来,在苏联和东欧发生巨变后,已经退出政治舞台的特鲁多劝告卡斯特罗不要急于求变,使古巴免受了不必要的损失和痛苦。古巴之行给特鲁多夫妇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,也为他们岌岌可危的婚姻生活暂时起到缓冲作用。但回到加拿大后,家庭危机依旧,婚姻红灯闪烁。

加拿大的经济形势依旧不见好转,财政赤字在逐渐加大,失业率居高不下,人们对特鲁多和自由党的信心逐渐丧失。1979年的大选中,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败给了克拉克领导的进步保守党,保守党和其它政党联合组成新政府,克拉克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(这一记录迄今没有人打破)。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,特鲁多宣布辞去自由党党魁,退出政坛。此时已经是单身父亲的他开始谋划回到蒙特利尔,独自抚养自己的三个儿子。

然而,新的自由党党魁选举还没有开始,克拉克政府的财政预算在国会遭到否决(否决过程充满了戏剧色彩)。根据加拿大的法律,这意味着政府要解散,需要举行新的大选。在朋友和顾问们的劝说下,特鲁多决定继续作为党魁,带领自由党进行大选。此时,魁北克独立的阴云越来越浓厚,制定加拿大自己的宪法这一理想重又点燃,特鲁多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,他需要在加拿大的政治舞台上呆更多的时间。(未完待续)

(撰稿: 《七天》评论员 洪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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